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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底至1940年初，苏联方面组织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——第一次伯力会议。当时，东北抗联的三位核心领导人周保中、赵尚志和冯仲云，分别代表吉东和北满地区，跨越国境前往苏联参会。这是东北抗联高层首次集体赴苏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。关于会议背景，学界存在不同看法：有学者认为抗联方面主动寻求与苏联建立联系，可能是想重新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络渠道；也有学者指出会议旨在解决赵尚志在北满党内的领导权争议。
展开剩余75%但仔细分析会议实际情况就会发现，苏联代表并未协助抗联联系中共中央，可见恢复组织联系并非主要目的。同时，赵尚志的党内问题也非会议重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三位领导人越境本身就需要苏方批准。周保中后来回忆说，他是在收到苏联三次邀请后才决定赴会，直到过境后才得知苏联将援助抗联游击战。由此可以推断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授意、苏军主导召开的，主要目的是加强对东北抗联的控制。
虽然吉东和北满方面对苏联任命赵尚志为总司令的决定有所不满，但双方都希望能与苏联远东军建立更直接、更稳定的联系，以获得更多军事援助和战略指导。早在赵尚志返回东北时股巢配资，北满省委就曾尝试联系苏联远东军，表示愿意建立合作关系，并请求苏方提供各类物资支援。
吉东方面的周保中在1938年初与苏联接触时，也表达了深化合作的意愿。尽管当时部队处境艰难，周保中仍表示只要苏方需要，他随时可以赴苏协商。从这些情况看，苏联方面起初并未充分意识到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内部的分裂程度。赵尚志在整合力量时遇到的阻力，显然超出了苏方的预期。这种内部分裂不仅严重阻碍了抗日游击运动的发展，也给苏联的远东战略带来了诸多困扰。
1938年秋，随着扫荡力度不断加大，东北抗日游击运动陷入空前困境。柴世荣和关书范在1939年初给周保中的信中痛心地写道：1938年是东北党组织在抗战中损失最惨重的一年，部队减员情况触目惊心。冯仲云同期给中央的报告中同样提到，抗联兵力在这一年几乎损失了九成。
进入1939年春季，周保中观察到部队因物资封锁已濒临绝境。他在报告中描述：粮食弹药极度匮乏，日军加紧政治渗透，间谍活动猖獗，内部叛变事件频发，伤员救治和后勤保障完全瘫痪，部队几乎无法正常运转。即便是获得苏联援助的赵尚志、戴鸿宾部队，也在日伪军的围剿下损失惨重。士兵士气低迷，投降事件层出不穷，连高级指挥员和党员干部都难以幸免。
1940年初，周保中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出对部队叛变风潮的担忧。他指出，通过叛徒的渗透，日军严重削弱了抗联的战斗力。这一情况引起了莫斯科的高度重视，苏联随即增派特工加强对抗联的监督。
此时苏军与抗联的联系仍处于起步阶段。虽然莫斯科承诺继续提供援助，并指示远东军区配合，但双方在具体协作上仍缺乏系统规范，导致实际操作困难重重。为改善这一状况，苏联决定召开第一次伯力会议，商讨未来深化合作、整合抗联力量的具体方案。
会议期间，苏方明确表态将协助解决抗联内部的分裂问题，并对军事、组织和政治工作实施统一领导。通过这些举措，苏联希望促进抗联的团结统一，推动抗日游击运动实现新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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